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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曹操,陈酿三国之五

2019年7月26日 - 世界史
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曹操,陈酿三国之五

电视剧里的诸葛亮我看到了两个,觉得湖北台的《诸葛亮》主角缺乏飘逸之气,“空城计”用险时,导演特地给了个后背,我猜是想说明孔明也是凡人,当时也吓出了一背冷汗,着实败兴。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演员表演又显得张扬,恐怕是近几年的背景材料看多了,不知该听哪家的,照“复杂”的路子走吧!表演上要命的二字真诀“分寸”就把握不好,“火”了。闭眼一想,还是马连良地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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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人对于曹操的评价,业已趋于公允。

说“近几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”,是指《三国》研究界,包括古典小说评论界里批评诸葛亮形象的声音突然高亢了起来,似乎非要弄出“两个诸葛亮”来。比如批评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,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计,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后设计暗算他。至于“愚忠”啊,“失误”啊,也挑出不少。有的则检直用陈寿站在西晋史官立场的批评,而没有把陈寿有私怨的因素考虑进去。史学上的“翻案风”是自五四以来文化选择倡导起来的风气,又听研究“后现代主义”的人说,“消解神圣”是“后现代”的特征之一,那么对“状诸葛多智而近妖”的“消解”,也正逢其时。

史河淘沙,英雄难挽大江东去。三国的狼烟散尽,三国的英雄远逝,可三国的话题仍时不时萦绕在我们耳边。从学术界的专业研究,到央视的百家讲坛,从戏曲的艺术演绎,到通俗影视的表现,从大学讲堂,到中小学教本,解读历史,评说三国的形式可谓丰富繁多,精彩纷呈。跟研究《红楼梦》而后兴起的“红学”一样,“三国学”也早已成为一门学问。

曹操自建安二十五年崩于洛阳后,对于他的议论就没有消停过。当然,肯定不会有消停的那一天。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,也许每个人心中的“曹操”都不一样。

就冲还怀念着马连良,就知道我肯定连“现代”状态都没有进入过,遑论“后现代”呢?但最近又听一位朋友附耳密告,说今年某权威刊物将以文化上的“新保守论”为纲,倡导新“新潮”,便又暗自庆幸“十年河东,十年河西”这句老俗话的明达,它似乎已然“解构”了所有时髦发展趋向,都不过是沿着一个环形体运动的秘诀。比方对襟褂子、旗袍和喇叭裤的重新风行,影视界演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风潮。又好比自行车的追逐赛,你只消原地不动,从旁看上去,已经就是站在后“后现代”的“前沿”了。最后这话读上去略嫌别扭,但这符合某种学术意味的“话语系统”,此中深奥,自不足与外人道。

翻看中国历史,英雄辈出、风云变幻的时代,并非只有三国,像春秋战国,五代十国,还有各个朝代的更替交接,皆如此。其间所涌现出来的历史英雄人物,更是不胜枚举。不过,似乎有这样的现象,你要是问及或谈论三国方面的故事,即便普通民众,往往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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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文化也有思潮或时髦,但是更重要的是立场。这可能是安身立命之本,也不妨为追名逐利之道,但它毕竟不是时装,不是玩意儿,更不是胡适当年轻佻比喻的那样,是可以对“历史”这个小姑娘任意打扮的技巧。对诸葛亮的评价,就有一个学术文化的立场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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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,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,曹操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存在于历史中。京剧的中的曹操,就是一个大花脸。不是罗贯中不喜欢曹操,要刻意诋毁曹操。

清初人毛宗岗整理校订《三国演义》,有“三绝”之说,即诸葛亮为“智绝”,关羽为“义绝”,曹操为“奸绝”。这一“智”一“奸”,差之毫厘,却去之千里。说起来中国古代有一个智慧人物的系列,比方杜甫说诸葛亮“伯仲之间见伊、吕,指挥若定失萧、曹”,提出来和诸葛比较的伊尹、吕尚、萧何、曹参就属于这一系列。陈寿说他年轻时“每自比于管仲、乐毅”,管、乐也属于这一系列。此外还有孙子、孙膑,往下数,还有辅李世民的徐茂公,佐朱元璋的刘伯温,最为人们乐道。《水浒传》里的“智多星”吴学究,显然也是仿照这个系列塑造出来的。其中姜尚在唐、宋时代还享受与文宣孔子相当的“武圣”待遇,他的“武成王庙”里供奉的就有这些同伴。不想关羽异军突起,后来居上,但已是后话,不表。中国对智慧人物的崇尚,多在兵家中,尤以春秋战国和历史大变动时期出现的代表人物为甚。陈寿曾批评诸葛亮“应变将略,非其所长”,“于治戎为长,奇谋为短,理民之干,优于将略”,从纯功利角度看,也有一定道理。

何则大家对三国时代的情况最为熟悉?无他,独有《三国演义》耳。

对于曹操的诋毁,乃是一种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:我们也许不喜欢那种太过立体化的人物,而是喜欢那种只有一张面具的人。像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诸葛亮,关羽,他们与曹操都是三国里的“绝”。关羽是“义绝”,诸葛亮是“智绝”,曹操是什么?曹操是“奸绝”!

人们对三国的认识,笼统地讲,主要源自于三部著作——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、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,还有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。对陈寿的史著《三国志》及其比志还要详细的裴松之的注,可能民众了解并不多,这两本著作主要局限于文化学术界,而对普通大众来说,更为熟悉的是《三国演义》以及由其产生的各种衍生品。

你看,对曹操的偏见,渊源有自矣!

有人称《三国演义》是一部不朽的“百科全书”式的历史小说,因其描写战争和外交的艺术水平极高,又被誉为“活的兵书”。书中所写的战争次数大小约有五百之多,其中各势力集团之间,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、战略权谋,在军事上的兵法战术、用人策略的描写,更为后人所称道,也被后世广泛效仿和应用。《三国演义》可以说是一部形象化的军事学著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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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演义,就其体裁来说,是历史小说。里面既讲三国时期的史实,又有小说所需要的虚构,此所谓的“七分史实,三分虚构”。可能最早版本是明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,上面注着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,后学罗本贯中编次”,罗贯中说他只是对陈寿的史传做了些编次工作,据此小说是脱胎历史,据有关史料演绎成书。大部分属史实,有正史斑斑在案的,所以读它时可以相信其中相当部分与历史有关,因为小说家是依据历史敷演,并不是完全凭空捏造来的;当然,既然是小说,就不可能完全是史实,其中肯定有艺术家们的虚构和夸饰,作为小说也是允许的,并且是必要的。

可是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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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三国志》里,对曹操的评价是很公允的,基本都是以正面的形象示人。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的历史观,是曹魏为正统的。陈寿是晋臣,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,所以《三国志》尊魏为正统。在《魏书》中为曹操写了本纪,而《蜀书》和《吴书》则只有传,没有纪。记刘备则为《先主传》,记孙权则称《吴主传》。

三国演义里的虚构,并非罗贯中一人之力所能为,他是在凝合千百年的集体智慧,进行艺术再加工。这些艺术虚构部分就小说来讲无疑是成功的,也是三国演义中的最为精彩的部分(当然有不少内容也被一些学者斥为糟粕)。不过,对此我们只能从文学的角度去品读欣赏,而不能当作真实的历史来解读。

可是,陈寿原为蜀汉之人,也在蜀汉为官。按理说,他应该对蜀汉更有感情才对,且《三国志》为私人撰写的史书,“官方意志”不应该这么明显。

作者取材于历史人物,又不为史料所限,在历史人物的基础上,或夸大,或杂以其他人,加以改造,明显带作者自己的思想倾向。又因为小说流传广泛,影响范围大,民众在认识和评价那段历史时,或多或少受到这部演义的左右,容易把历史人物和小说人物弄混,以致是非不辨。清代章学诚就诟病其“七实三虚,惑乱观众”。

但陈寿对曹操与司马氏的回护是显而易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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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宗岗说三国有“三奇”,或称“三绝”,即诸葛亮智绝,曹操奸绝,关羽义绝。一般把刘备、孙权,还有司马懿,合在一块称“三杰”。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确实不是凡角,算得上一等一的英雄人物,作者独运匠心,妙笔勾勒,形神毕肖跃然纸上。

陈寿以后,曹操的命运急转直下。自此以后,很少能有人这样客观公正地评价曹操了。曹操逐渐地沦为一个“奸诈狡猾、无恶不作”的坏人。而刘备、诸葛亮、关羽等曹操的对手却成为一个个道德上的完人。历史的吊诡,令人不解。

对曹操,毛宗岗有精彩评论:“历稽载籍,奸雄接踵,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。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,则有似乎忠;黜袁术僭号之非,而愿为曹侯,则有似乎顺;不杀陈琳而爱其才,则有似乎宽;不追关公以全其志,则有似乎义。王敦不能用郭璞,而操之得士过之;桓温不能识王猛,而操之知人过之。李林甫虽能制安禄山,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,韩侂胄虽能贬秦桧,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。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,异于王莽之显然刺君,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,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,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。”曹操为人,性格确是复杂,虽是奸雄,却有异于历史上的奸臣,与王莽、王敦、桓温、李林甫、韩侂胄之类相比,操在得士、知人、用兵、权谋等方面则胜过许多。

我认为:曹操的“变坏”,与宋代理学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。张载、周敦颐、程颢程颐、朱熹等人倡导的新儒学——理学,在道德上对历史人物的要求更加苛刻。理学相较于原始儒学,更加倡导“气节”、更加重视个人道德水准。在这一种思想的主导下,对人的评价往往不看重其实际成就,而着重于其道德上的立场。

史载,曹操少年世之未称奇也,但青年时得到当时太尉桥玄的赏识,认为操将来能够平定天下的人。后来著名的鉴赏家许劭说操是,“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”。历史上的曹操极具才干,文韬武略的英雄人物。不过三国演义,因作者封建正统的思想倾向而厚备薄操,拥刘反曹,一味贬低曹孟德,放大了他的奸诈阴险的一面,曹操便成了奸绝的曹操,戏曲里的曹操就是白脸。言其绝,其实就走上了极端,削弱了人物的真实感,小说人物就显得不那么可信。智绝诸葛和义绝关羽也是如此。

曹操一生行事,不拘一格,自然不受那般道学家的待见。由此,曹操自宋代开始逐渐沦为历史上的负面人物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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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里的刘备性格同样深沉而复杂,既有仁慈长厚的一面,也有其虚伪的一面,喜怒不形于色,城府极深,做假的手段要比曹操高明,操做假人易知之,刘备作假人却不易知其假。他的要投江,三辞徐州、遣众将、摔阿斗等,其实都是为结人心而耍的权谋,并非出于真心。

历史上的刘备并非很光彩的角色,他自身的行迹已证明其不是一个道德型的人物,至少不像小说里写得那样。如果真像作者所描写的那样,凡事讲忠义和道德,曹操肯定不会把他当作最大的危险,因为这样的政客或政治家在那个时代只会走投无路,当然也不仅仅在那个时代如此。丘吉尔曾说过:“一个政治家如果完全信守诺言,就如同嘴上叼着横木穿过树林。”说极端些,相信政客或政治家的话,你就得相信猪一直喜欢上树。

罗贯中基于正统立场,极力张扬“拥刘反曹”主旨,借历史上的刘备皮囊重塑一个明君的形象,从而把一切优秀品质都堆加在刘备身上,以致露出一些有悖人情道理的马脚,比如当赵云在长坂坡历尽危难把阿斗救出交与刘备时,刘备居然可以将孩子往地下一扔,说道是为此孺子差点折了一员大将云云,借此以显刘备对部属的厚道仁爱,这又过度放大的刘备的仁厚的一面,与历史上的刘备不是一回事。鲁迅就在其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批评《三国演义》在刻画人物存在着弊端,指出:“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,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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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,罗贯中把他塑造成忠贞智慧的典型。他一出场便光彩照人,其人胸怀天下,运筹帷幄,用兵如神,尤其他为统一天下所表现出来的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的精神,为后世景仰。

若对照历史来看,罗贯中在承继前人创作基础上,对诸葛亮也加了很多虚构部分对其进行再创作。历史上诸葛确是个智慧忠贞,竭能尽力辅主的贤相,杜甫誉之为“万古云霄一羽毛”。刘备三顾草庐,史有其事,诸葛在其出师表里也说:“先帝不以臣卑鄙,猥自枉屈,三顾臣于草庐之中,咨臣以当世之事,由是感激,遂许先帝以驱驰。”

至于赤壁之战,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记载:“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,权遣周瑜、程普等水军数万,与先主并力,与曹公战于赤壁,大破之,焚其舟船。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,追至南郡,时又疾疫,北军多死,曹公引归。”历史上赤壁之战双方统帅分别是刘备和周瑜,并非诸葛亮。若按历史来写,诸葛表现也平凡。

但三国演义的作者,据一些史实,便捕风捉影,移植敷衍,虚构了舌战群儒,智激孙周,草船借箭,孔明借东风,与瑜斗智,以及后来与司马懿玩的空城计等情节,史无记载,这样一来,就把诸葛神化妖化了。

义勇双绝的关羽,同样是史实和作者理想的结晶。关羽在历史上虽誉为万人敌,像他这样人物,历史上其实并不少见。若完全按照史实来再现其人,不会像三国演义里的那样光彩耀人。据陈寿《蜀书·关羽传》记载,他曾被曹操俘虏,并投降曹操,为之卖命。这是其不光彩之处。虽操礼之甚厚,并因刺颜良有功,封为汉寿亭侯,不过,最后还是不忘故主,拜书辞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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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书上不足三百字,但到罗贯中手里就被敷演为二万多字,演义出了关公约三事,挂印封金,过关斩将,千里单骑寻故主等激动人心的场面。在处理这段史实时,罗尊重历史线索,又使之理想化,在生花妙笔下,原来不怎么光彩的事,却让其大义凛然起来,形象高大起来。从艺术创作上讲,这是成功的。但读者只能以小说形象来欣赏,跟欣赏曹操、刘备、诸葛亮等其他人一样,主要把他们看作是小说里的形象,而不能完全等同历史上的人物。

历史就是历史,小说终究是小说。街谈巷议,百姓闲说,把历史读成小说,或把小说信为历史,无可厚非,但在学术研究层面,两者就不能混淆,历史上的人物只能放在历史环境里来认识,小说里的人物只能放在艺术环境里来解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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